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些问题发聩振聋、令人警醒，值得我们今天人人该认真思考，融入工作、生活之中。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著名的“问题”。
第一，爱国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张伯苓校长于1935年9月17日新学年“始业式”上，让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的三个问题。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种下自强图存的新希望。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考察时讲到，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中国成其为中国，正在于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
第二，奥运三问。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上刊登了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内容，同时向社会、向中国、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够得到奥运会金牌？ 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沉甸甸的“奥运三问”，24年后，刘长春给出了第一个答案；72年后，许海峰给出了第二个答案；100年后，全体中国人给出了第三个答案。
第三，长征三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时，对参加中部崛起工作座谈会的干部，一连问了三个问题：“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在四川省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旁的一个山包上，俯瞰着脚下茫茫草原的是一座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一段碑文刻骨铭心：“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第四，黄炎培之问。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的“延安对”，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五，耿飙之问。
1991年，老革命家耿飚回到了阔别50年的曾经战斗过的甘肃庆阳，老百姓们来“告状”，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耿飙对当地干部讲述了一件往事：“50年前，我们三八五旅在这里驻防，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正要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他求情，连受害者的父母都向部队请求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也许老百姓还“会”，但也可能“不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第六，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 。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在与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段交心之谈被普遍概括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2008年，在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钱理群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七，李约瑟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过：“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我们在21世纪回顾“李约瑟之问”，会发现此时再去探究中国文化诞生的时机，其产生的土壤，以及由此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特质，再把它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作对比，实际意义已经不大。现在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对“李约瑟之问”进行现代化。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创新自信，以创新创造的实践回应“李约瑟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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