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一、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但是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这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要说教育的病理，这是最主要的病理所在。下面我们来说说其他的病源。

　　（一）“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

　　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教育，任用贤才，起到了进步作用。科举制度摒弃了世袭制和用人唯亲的弊端，它激励庶民百姓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流动，相对公平，同时又鼓励读书，尊重知识，促进了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还制造了学历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学历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读了书就要当干部，当白领。西方社会则没有这种思想观念。比如，德国的孩子在上完四年基础教育后就开始分流了，根据能力和成绩分别升入主要学校、实科学校、文科中学。美国则大多是综合中学，设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毕业以后也是有不同的出路。

　　（二）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

　　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君子是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是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但君子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

　　我们常常从出土文物中看到，我国古代已有很高的冶炼技术、制陶瓷的技术，哀叹怎么后来都失传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校教育不传授这些技术，并且蔑视技术。知识分子不去总结这些技术，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过世，其技术也就终结，不能流传于后世。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产生，不能不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

　 （三）攀比文化助长了教育竞争

　　攀比是教育竞争的推手，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起跑线”在哪里？每个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现在许多家长把“起跑线”设到幼儿园，甚至更早。但是儿童成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

　　要知道，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刘翔和姚明的“起跑线”能一样吗？都是运动员尚且如此，不同的专业的“起跑线”更是不同。家长要找准孩子的“起跑线”，就要了解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不要与别的家庭攀比。

　 （四）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

　　社会用人制度对于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不是考查应聘人的能力，而是看他的学历。因此，学历、名校往往被作为用人单位衡量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许多单位有的工作本来很平常，但招聘的时候提高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更有甚者，不仅要求高学历，而且要“查三代”，审查你的本科是在哪类学校毕业的。“211”学校、“985”学校的毕业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比比皆是，这种社会用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升学、升名牌大学的竞争，恶化了教育环境。

　　（五）评价考试制度的指挥棒

　　评价考试制度是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30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到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

　　（六）升学率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

　　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

　　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另外，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有多少教育局长是教师出身的？当然不是说，不是教师出身的就不能当教育局长，问题是他热爱不热爱教育，是不是努力学习教育规律，是不是尊重教师。可以说，不少教育局长是在做官，不是在做教育，有时还对教育瞎指挥。如此，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七）社会诚信的缺失影响教育改革

　　有人说，“文革”十年贻误了一代人，少培养了几百万专门人才。其实何止一代人。从思想品德、心理状态来讲，“文革”的影响几代人都难以消失。社会诚信的缺失就是“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了，人际关系宽松了，但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造假制假成风，社会诚信缺失。这种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着教育工作。

　　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中国是1个人情社会，人们讲人情，讲互相照应，使得教育改革特别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步履艰难。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

　　（八）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辅材料的推波助澜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

　　可见，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应试教育”是社会逼出来的。教育的生态环境过于恶劣，教育难以作为。现在大家垢病教育，是教育本身不好吗？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努力吗？要改善中国的教育，就要给教育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优越的生态环境。

　　二、教育本身没有责任吗？

　　前面我们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思想根源。那么，教育本身就没有问题吗？教育本身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在于屈从于社会的各种压力，教育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没有自己的“人格”了。教育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创新。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指出的，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必须改革，还原自己的本真。下面，我们来列数一下教育的弊端和失误，以便对症下药，改革取得成效。

　　（一）长期以来缺乏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功能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结束，教育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使得我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人的发展的功能，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界“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逐渐被官方引用，为教育界所共识。

　　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界没有这种“儿童第一”的思想。我们的教育很少考虑儿童的需要，而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们，忘记了促进儿童自我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学校为了自己的荣誉，片面追求升学率，很少考虑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发展；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只顾孩子的知识学习、考试成绩，不考虑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政府官员只考虑自己的政绩而不顾学生的成长；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赚家长口袋里的钱，只顾把没有用的知识去充塞孩子的头脑。可以说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儿童处于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症。

　　（二）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的误区

　　人的天赋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因此评价人才的标准也不能一样。什么叫人才？人们往往把人才和天才混淆起来，尤其是许多家长，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认为，热爱祖国、诚信做人、勤奋工作，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天才是人才中杰出者，有重大发明创造，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少数人才能达到。因此，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树立人人都能成才，多样化人才的人才观。

　　但是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曾高度统一，全国一套教育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虽然新的课程改革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有了灵活性，有了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的空间，但评价考试是统一的。统一的培养目标难以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才。我们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天才，于是从小强迫孩子学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造成人为的无序的教育竞争，最后受伤害的是儿童，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什么是教育质量？教育方针说，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但现在从地方政府领导到学校教师、家长都认为升学率就是质量，考试成绩就是质量，与教育方针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的质量观不改变，我国的教育难有起色。说穿了，这种质量观其实是功利主义的产物，以本身的利益为标准，不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这是教育本身的病源，当然也有其社会基础。

　　什么是好学生？不是按教育方针来要求，不是按创新人才来要求，而是按考试成绩、听话不听话、老师个人的好恶来要求。这种学生观埋没了大批有胆识、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学生怎样成长的关键。我国传统教育常常把学生放在被动接受教育的地位，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更没有学习的选择权。这样的学生观必然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这些陈旧的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根。

　　（三）轻视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

　　我国教育制度设计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是轻视职业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学制是比较重视职业教育的。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专门建立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文革”把农业中学、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说成是教育不平等，是对工农阶级的歧视，将其一律都砍掉，只留下普通中学，而且缩短学制至四年。这是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毁灭性的破坏。“文革”以后，虽然教育秩序逐渐恢复，但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没有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一批职业中学，是为一批考不上普通中学的学生准备的，且专门技术的含量极低。因而在人们心目中，职业中学低人一等，整个职业教育的名声也被毁坏。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提出要重点发展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再一次萎缩。直到21世纪初，“技工荒”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们才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经过这几年努力，才使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例得以优化，才扭转了职业技术教育衰退的局面。

　　特别是最近几年，在《教育规划纲要》公布以后，政府加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采取免收职业学校学生的学杂费，给其提供生活补贴，职业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吸引青少年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但是，职业技术教育在老百_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广大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普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读书。因此^千军万马挤向高考独木桥的局面并未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统筹设计和优惠政策，再加上传统文化重学术轻技术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使得教育的恶性竞争依然是教育的顽症。

　　（四）学校发展不均衡

　　当前大家垢病最多的是重点学校的建立。长期以来，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造成学校发展的不均衡。教育的激烈竞争，原因是追求重点学校，以便能顺利地考上大学。因此，取消重点学校的呼声由来巳久。

　　30多年来，政府对重点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使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了择校问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小学升初中要经过考试。这造成了考试竞争，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曾明令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采用电脑派位方式。但是重点学校仍然以各种竞赛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推，于是奥数班、英语班、艺术特长班应运而生，使得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

　　《教育规划纲要》已明令禁止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但重点学校是长期形成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难以消失。这就是教育竞争的根源。现在各地政府也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只有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才能缓解由于教育竞争带来的种种问题。

　　（五）正确的评价制度的缺失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太单一，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要全面评价，但除考试成绩之外，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等都没有刚性指标。于是大家追求的只有考试成绩。新的评价考试方案即将出台，提出小学升初中一律不考试，中学要实施学业水平测试，作为升学的重要依据。但如何实施，恐怕还需认真细致研究，做到公平公正。

　　我国的考试制度长期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美国大孛的录取过程既体现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又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但这种办法在我国行得通吗？首先，我国高校招生只凭一纸成绩，无需别的要求；其次，我国中学生没有养成自主选择的能力；再次，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申请书的撰写、校友的面试都可能弄虚作假，不能令人相信。高中评价考试改革相关文件已经出台，但愿能够改变现状。

　　（六）传统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搬过来的，首先是学习日本。清朝末年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都是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是从德国搬过来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烙印。虽然1922年改用美国的学制，而且美国著名教育家、现代教育学派的鼻祖杜威1919一1921年在中国讲学两年有余，竭力宣传他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主张，但没有动摇我国传统教育的传统。因为传统教育比较适合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并具有科举文化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以前，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教育。1949年以后，我国确立了“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客观地说，凯洛夫教育学还是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现象的，它强调学生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但其教学过程过于僵化，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造性、批判性。

　　1951年我到苏联学习教育专业，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并非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没有那么教条。1956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国内学界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研究得十分精细，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体系。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经验，重新重视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做中学等思想，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但大部分教师还是习惯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而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三、为素质教育正名

　　（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争论

　　素质教育最早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此后“素质”一词就不断见于国家许多文件和媒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