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由来已久。

“党领导一切”这一概念在党内最早出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为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同时也为了克服这一时期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统一领导根据地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最早出现关于“党领导一切”的规定。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发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1954年9月15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7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又有所重申，如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毛泽东同时认为，所谓“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仅仅是指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组织接受党的政治领导，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包揽一切。对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有着精辟论述，他说：“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

在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党实行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为集中一切资源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领导一切”逐渐演变为“党管一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囊括在党的全面掌管之下，出现了一系列弊端，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

鉴于这些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不再提“党领导一切”，并对“党的领导”作出限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1987年9月召开的党“十三大”在政治报告中对党的领导进一步作出新概括：“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和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施过程中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而“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随着执政环境和党内形势的新变化，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弱化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思想。他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届七次全会再次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领导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它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和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