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当前，中国正处在迈向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新时代不会自动到来，一定是一系列创新与突破，一波又一波改革与闯关，一程又一程跋涉的叠加，乃至于总和质变的结果。
该是从意识、布局、行动上接着之前的深化改革开放，在更高水平上延续及升华各项的时候了。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十四五“规划的十大突破与重构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
三、中国迈入新时代
四、中美GDP统计模式优劣
五、中国GDP统计模式调整
一、”十四五“规划的十大突破与重构
“十四五”会带来十个突破性，重构性，顶层设计驱动，从而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烈度高频长尾改革，从而将从本质上重构中国！
一是深入贯彻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对“14个坚持”和“12个强国”（制造、科技、质量、航天、网络、交通、海洋、贸易、文化、体育、教育、人才强国）要有主体去落实。
二是全面进入五位一体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综合，平衡，统筹式发展为核心路径的新制度安排，体制机制运行成为主轴。
三是全面建设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去除之前的低质量发展路径，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切换关键时期。1、GDP中心主义弱化；2、政治政绩，社会治理政绩，生态政绩，文化政绩扮演更重角色。
四是迈进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新常态，美好生活，强起来。
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末人均GDP达12000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引发蝴蝶效应。
六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开局第一个五年规划。
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五年规划。世界经济重心、世界政治格局、全球化进程、科技与产业、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面临前所未有大变革。
八是深化内需的一个五年规划，中美贸易冲突为背景，全面深化做好自己的事。
九是全球科创格局突破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国科创领域全面进入无人区，争取科技产业发展空间，体现中国需求与模式对科技引领和话语权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十是产业与金融关系重构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多层次金融市场与实体的关系得到重塑。
“十四五”期间即将发生一系列涤荡乾坤的重大变化，本文特别侧重其中一个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会从以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为主，正在走向以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为主。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如椽巨笔的提纲挈领，更需提要钩玄的纲举目张。目前，中国迈入新时代的顶层设计的根子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建设。
（一）从广义层面上说，广义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全球治理、洲际治理、政党治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国家发展动能治理、机构与组织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八个要素构成！
1.全球治理——如何参与国际治理，如何获取话语权，如何贡献中国方案，如何推动政治文明与全球治理文明，如何引导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协作，如何引导全球关注更好的未来及可持续发展，如何引导全球关注人类命运，如何引领全球关注多个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如何如何引导全球明对重大发展难题与风险，如何发展国家间力量制衡，如何引导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如何引导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2.洲际治理——如何建设新型的洲际关系（类似欧盟），如何发展地区间新型协作与贸易关系（类似RECP）,如何解决洲际间协作与争端解决，如何推动邻国及地区之间的紧密协作，如何推动洲际治理水平及资源优化配置。
3.政党治理。
4.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核心框架在于大力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5.国家发展动能治理——国家竞争力，国家科创领导力，国家资源供给保障能力，未来制高点探索（数字经济，材料科学，防务工程），国家发展自主性建设（如卡脖子消解，金融工程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
6.机构与组织治理——如何推动机构的透明治理及高效运作。
7.城市治理——中国跑步进入消费型国家，未来有望发展出远超美国的消费经济，其挑战在于如何基于消费经济的发展来推进城市治理，其可分为五个层次：国际都市圈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围绕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建设；若干二三线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建设；围绕若干城市及其卫星城镇的城镇化建设；围绕四五线城市及其周边农村之间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8.农村治理——核心是三农问题。围绕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农民生活全面小康，基于消费经济和生态建设，在社会治理高度进步的基础上展开农村治理体系建设。
（二）国家治理的体系的总体布局如下：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2.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3.坚持和完善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4.坚持和完善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5.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7.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9.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中国迈入新时代
但且慢，中国迈入新时代所需的操作系统还没有完成切换！
众所周知，整个中国的“操作系统”，其基础框架来自前苏联，其数次迭代创新的素材来自向全球各国各经济体开放式学习，然后对其进行集成。
但一定要记得，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其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展开，可时至今日是西方垂涎欲滴的2亿中产也好，还是未来期许的六亿中产也罢，中国在发展国家关系，参与国际治理，对内展开国家治理过程中，经济建设为抓手的事实，直接把中国不可逆的带向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
简单的的话，从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为核心的旧动能，转换到以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为核心的新动能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最大的驱动力和主旋律。
但整个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法律，制度，资源配置，公共产品供给，行政运行方式都是围绕着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展开的，所以迈向新时代，第一个门槛，也是最大的门槛就是要把旧操作系统切换到新操作系统上来。
社会各界都在讨论，到底新旧系统切换之间最大的切换点在哪里？到底哪个环节牢牢锁定着大量的相关因素，是的新旧系统之家的切换遭遇很大的切换障碍。
有人说是意识，有人说是政府运作方式，有人说是文化，有人说是开拓精神，有人说枝枝蔓蔓缠绕在一起，只能搞顶层设计+倒逼改革。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无意去逐一辨析。
漫长的职业生涯里我一直在思考，正是因为GDP统计方法在官员算账方式，财政投入方式，企业家做事方式的叠加区，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它至少是一个切换的关键障碍之一。同时也因为GDP是开辟新时代和驱动五位一体建设的规划导向器，预算导向器，投资导向器，价值判断导向器，项目立项导向器。
可以说用怎么样的GDP统计模式，官员学者企业家就会把经济往最容易出成绩的哪个方向堆去，这里面不存在什么独立判断，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力排众议，这是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多次震荡的决策过程，最终呈现的结果是趋利避害的，这是组织庞大的每个运作环节自发判断的总和，不是哪个环节出个智者即可搞定。
GDP统计模式变则倒逼行为调整，这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一种强大的组织行为的趋同性，所以我以为必须要把导向走向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的GDP这个导向器换掉，换成有利于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的GDP，免得穿新鞋走老路。
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官产学三界界最为纠缠，最具有渗透性，搅和在所有意识，系统设计，资源配置，运行和评价中，最具看不见的咸猪手特征的，有可能构成新旧动能切换障碍的是目前的GDP统计模式。
四、中美GDP统计模式优劣
从中美GDP统计比较中，看中国GDP统计模式的优劣。
按照最近公布的数字2019年中美GDP差距拉大了0.7万亿，为7.7万亿，中美两国GDP核算方法刚好是相反的。按照中国的GDP统计方式，美国GDP注水太多，是个水货。按照美国GDP的统计方式，中国藏了太多东西，有战略隐蔽，韬光养晦之嫌。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战略忽悠局有多么厉害，也并不是某个智者或团体有意而为之，而是中国新旧系统没完成切换带来的BUG。
（一）中国用生产法。因为中国国家运行的操作系统的原型来自前苏联，前苏联的经济核心就是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所以其GDP算法是由之前苏联所采用的MPS物质产品核算体系，也叫“生产法”，即分别计算各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出总额，再对应地扣除各部门的中间消耗，最后汇总所有部门产出增加值的办法。所以中国也势必沿用了。目前采用的是来统计GDP（按照美国的概念看，中国GDP战略隐蔽的地方太多）。
（二）西方用支出法。而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发展以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消费经济，其GDP采用SNA（Systemof National Ac-counts）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即“支出法”来核算GDP，即整个社会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包括个人消费、个人国内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等四大类统计项目，再减去产品和劳务进口的差额来计算GDP总量。美国就是采用支出法统计GDP的模范生(按中国的概念来看，注水的地方太多）。
（三）生产法的优与劣。站在工业和基建经济的立场上，中国采用GDP统计法更真实，避免了很多的重复计算，更关注社会产品价值，即“社会创造了多少干货”的核算。但缺点是数据汇总相对复杂，且忽视对非生产性部门，例如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科研，物业管理及大量服务场景的所产生的价值。很实在，但也很僵化，把虚头巴脑的去掉了，但忽略了很多价值和创新就孕育自这些虚头巴脑，甚至产生了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价值。比如中国大量的服务性支出、知识产权类支出，往往难于统计。
请注意，是忽视了对非生产性部门，例如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科研及大量服务场景的所产生的价值。
1.教育板块被弱化。我们中国可以构成除房地产和康养以外，可以构成另外一个支柱的产业——教育，其很多环节就不表达在GDP里。美国人均教育投入是中国的十倍，虽然有些方面是资本在作祟导致价格虚高，但美国教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也从一些角度说明了其厉害。
2.医疗板块被异化。中国的医疗虽然屡经改革，但普惠国人，成为中国人民群众依靠的强大而充实的基础医疗，公费医疗在GDP当中表达很弱，但私立医院，医药产业，医疗科技及器械板块的发展因种种原因而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占GDP比重却逐年升高，2018年已经超过了17%。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已是中国13倍。
3.文化产业被导向偏科式发展。同样，我们的文化产业，除了热火朝天的娱乐和真人秀，除了泥沙俱下的影视产业，我们的文化在全球的竞争力很弱小，连跆拳道和日本寿司都可以走遍天下的同时，我们只能靠孔子学院。在美国把书籍、电影和音乐等知识产权的购买支出算成投资。
4.金融业差距最大。中美金融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资产证券化比率偏低，直接融资比偏低，国民资产性收益偏低。深度的看，我们的GDP统计方法也是造成差距的至少是辅助原因之一。
我们把美国由于深入而广泛的金融创新及深化带来的资本化定价的资产，叫做虚拟经济，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还包括体育经济、博彩业、收藏业等，这部分已经占到美国GDP的八成。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大忽悠的地方，比如增发国债算成GDP，要知道其国债已超过20万亿美元了。
5.科研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科研就更让人生气了，真正的风险投资，科创驱动并没有真实体现在GDP统计中。——中国采用了政府部门和公立大学的科研投入体系，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项目，大基础及大突破大都是从这里面来的，但这一块很难产生用于市场交换的实际产品。因此这部分算作政府支出。但在美国其境内科研支出全部或部分折算为国内投资。政府科研支按平均社会投资收益折算其收益，可按照投资对其资产进行多年折旧核销。仅这一块使美国GDP总量增加2.5%。在互联网领域中，美国企业只要能够获得投资，不论有无销售和盈利，其消费或投资都会计入GDP。而中国要等到其产出增加值。
6.服务业被忽略得有点严重。至于中国大量的服务场景，在GDP当中只有极少数纳入统计。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服务业统计较粗放，很多服务场景要么不统计（如淘宝不交税），要么被低估。比如农村建房不算，民间现金交易、网购交易不开发票不算、小规模定税纳税人只按照设定的税收计算营业额(实际营业额远远超过)等等。比如美国律师行业在GDP中占比是中国这个占比的一百倍。美国房地产中介的佣金不算消费算投资。其家庭主妇在家里干半个小时及以上的劳动，要按照同期工资算进GDP里面。美国GDP还包括，赌博业、色情、监狱等特殊板块。美国有合法赌场近1000家赌场收益370亿美元。每年监狱系统收益300亿美元。
7.基建领域在中国现阶段的角色太复杂，支撑投资靠它，造成大量地方债务也是它，营造投资环境少不了它，大量的政绩工程和浪费，低效投资也是它。如何科学的，分层分类的，辩证的折算或调整计算基建板块GDP，其价值和引导投资，驱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远远高于管理个区区PPP,可现实是发-改和财-政更注重在ppp上不断发文，可是基建领域这么庞大的一个对象，省情市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方禀赋和路径不同，难道GDP统计方法不要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投资格局制宜的调整吗？众所周知中国是基建狂魔，海量投资于各类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这些投资只一次性按增加值计入GDP，但形成的大量基础设施却持续发挥着作用，带来城市营商环境及土地升值，换取长线价值，这些投资价值的科学计算，也深刻的影响着官员，企业家及社会对待基建的看法和投入。
比如房地产行业，我们每年房地产销售面积是美国的十几倍，但是我们房地产的GDP只是美国的30%，很多美国统计的我们都不统计。比如美国要把全国住房不管是否出租都要核算一个租金纳入GDP，但中国大量出租是私下私下交易，中国目前房产价值有300万亿+，平均年租金按照5%计算就是15万亿，就这一块加上去即使扣除少部分纳税租金收入，我们的GDP总量也要增长将近20%。
我们每年基础设施+房建建筑工程量是美国的几十倍(光是水泥使用量就是美国的30倍)。但是美国建筑GDP居然是我们的3倍，原因包括我们只统计增量，增量还只统计建筑或者基础设施完成产值，美国不仅连存量工程的虚拟出租价值都要统计，还要额外统计人工支出、律师费、服务费等等。
不用再琐碎地逐一展开，通过以上的比较就应该可以辨析中美GDP统计模式的优劣。
五、中国GDP统计模式调整
中国未来GDP统计模式该怎么调整？
这里我们把重点重点放在中国的GDP统计模式需不需要调整，把握哪些原则调整，向哪个方向调整。
（一）建议政府及学界严肃地探讨此事，至少要为改不改提供个判断。
（二）如果要改，我主张要认识到中国GDP现行的统计模式是侧重于服务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的。挤干了水分的同时，把很大一部分价值给忽略了，把很多其实在创造价值的行为和主体给忽略，把很多间接带来价值的活动给低估了，把无形资产，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虚拟经济给弱化或歧视了，但大家认真想一想就知道了，这恰恰和当前很多官员，学者，企业家面临的困惑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正在积极地迈向消费经济，迈向科创经济。
而生产法最让人觉得遗憾的地方就在于是歧视和忽略消费经济的，总理省长市长县长乡长们清楚的知道非生产性部门——教育、医疗康养、文化，旅游，金融，科研，物业管理及大量服务场景产生着价值，企业家们也知道，各部委厅局办也都知道大量的前期投入，营商环境建设，软投入，活跃的市场氛围，大量的服务行为在巨量创造直接或间接价值，但想想看滴滴还没盈利，拼多多也还没盈利，海量风险投资还没退出，短期获利不大现实，可是任期制却又如此现实的割裂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
脑子想的很多很睿智，身体很现实也很诚实，说的就是GDP倒逼力量之下，我们的官员，学者，专家嘴里说着不唯GDP,不重GDP，但做法上又唯GDP的这是精神和身体的分裂吧。
指挥棒指挥不到点子上，爱乐交响乐团连《小星星》都奏不出来，信号灯给不正确，交通拥堵就消除不了！GDP是经济社会运行所需的指挥棒和信号灯，可是在我们通往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的路上，是要我们走向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的导向器。
所以，结论也很简单——要围绕着服务于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来优化我们的GDP统计模式。
（三）借鉴美式GDP统计方式，扬其长，弃其糟粕。美国式GDP统计方式尽管有其体制深处为资本家为虎作伥，为金融利益临界于民众之上干了不少坏事。但我们要善于扬弃，从中借鉴其服务于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的一面。
（四）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研究适应于现行GDP统计模式。要把五位一体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科创经济，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要把突破西方对中国卡脖子环节作为重要考量），新旧动能转换等新时代努力方向反映到GDP统计中去。
（五）深刻意识到GDP只是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GDP是诸多利益和操作的交汇点，共振点，所以要尽可能反应或模拟真实价值创造，另一方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在呼唤我们更科学，更开放，更动态，更深入的考核创新。
（六）一旦要动，必须果断拿出一系列前置改革和配套改革的推进。假如GDP统计模式需要发生变化，那么国资国企考核方案是也需要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财务，税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当然，科研经费投放方式，政府采购和购买服务，也要做很大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新《土地法》的颁布，土地指标的管理权，农地流转，小产权土地的管理。
正是因为GDP统计方法在官员算账方式、财政投入方式、企业家做事方式的叠加区，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其改革势必很痛苦，拔出萝卜带出泥。但也因为GDP是开辟新时代和驱动五位一体建设的一个导向器，所以必须要做切换调整。
结 语
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建设，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国家运行体系的切换势在必行，本文试图从GDP统计模式这一个点切入，引发社会关注新旧系统切换这个难题和调整。
狂飙为我从天降，风鹏正举八万里。
目标虽然远大而浩瀚，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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