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界银行第一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这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一句名言。林毅夫目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更多的是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2005年5月27日，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而在此前不久，他更是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虽然我得过许多学术方面的奖，但是能成为全国劳模（2005年），却是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获得学术方面的荣誉，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了解研究领域的前沿是什么，以及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林毅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在中国经济学界，极少有人能够像林毅夫那样引人注目——无论是他的理论成就，还是他的传奇经历。

　　26年前的一个黑夜，台湾金门前哨一个陆军上尉连长的“神秘失踪”，曾惊动了台湾“国防部”，也引起了大陆部门的高度重视。20多年后，台湾一位老人的去世，使得那桩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浮出水面，被传媒和大众闹得沸沸扬扬。大陆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大陆方面愿意为有关人士提供帮助。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也许正是验证了林火树的心愿，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当然，这是后话。

　　1971年初，19岁的林毅夫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成功岭寒训期间，因受蒋经国感召，他决定投笔从戎，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军校一向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林毅夫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此举得到全台各报大幅报道，林毅夫随即成为国军的明星。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即国军陆军284师851旅步五营第二连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和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对岸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天然的屏障，硬是生生使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师旅部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大肆宣扬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示，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终于冒出来了。

　　金门马山连长神秘失踪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泳“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

　　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当时，风浪不是太大，似乎比平时要小。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林毅夫身带连旗和作战计划（后来的误传），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已泅过2500米宽的海域，脚跟触摸到了大陆的土地。睁开眼，他已置身祖国大陆的厦门。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第一梯次大搜索持续进行十余天，以后又找了好几次，师部的长官甚至还发话：“就是把金门地皮翻两番，也要把他给挖出来。”但一直见不着连长的人影，也没等到对岸广播的消息，或在“匪炮”打来的炮宣弹中找到有关的“传单”，最后只得以“失踪”结案。

　　然而，金门岛的军心和民心已经浮动不安，每一个人的神经都被绷到最紧张程度，加上谣言满天飞，金门岛一夜间大换防。防卫司令部立即下令全岛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所有战斗位置都要子弹上膛、炮弹待发；宵禁由下午6点提前至下午4点，进出卫哨，只要被问“口令”3次，回答错误，卫哨兵就可径行开枪射杀，不须对空鸣枪。“国防部”甚至通令外岛部队全面禁止球类活动，据说也与此有关。

　　在国共对峙期间，确实发生过多起服役中的官兵游泳过去的案例，导致当时金、马前线，军方把篮球等可以助浮的器物全部列为管制品。学校上课时领几个球出来，一定要交回多少个球，少一个就要全校搜寻；真的不见了一个球，还要打报告交代。

　　事情发生后，金门岛上谣传不断，有人直指是“叛逃”，也有人说是“落海失踪”。但大家担心的是“可能会发生战争”，且上级又严令官兵不得将“事件”告知在台湾的所有亲人。就这样历经近一个月时间，所有作息才逐渐恢复平常，但是疑团则没有答案。

　　过了一段时日，台湾“国防部”只好按规定以失踪事由结案。据说还给林毅夫的家属发放了抚恤金，逢年过节依照惯例定时派人慰问。

　　然而，时隔23年，2002年11月18日，台湾“国防部”高级军事法庭检察署发布新闻指出，原国军284师上尉连长林正义（林毅夫原名）涉嫌在1979年5月16日晚上潜往大陆地区一案，经军事检察官调查完毕，已依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敌”罪，于2002年11月15日发布通缉令。该检察署说，如果林毅夫被判罪名成立，可能被判死刑。

　　林毅夫闻讯后平静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愿意背负十字架。不过，我希望这一历史的不幸能早日结束。”

　　师从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之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鹤立鸡群。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舒尔茨，是许多学习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几乎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大学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已经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的学校，每年都有1/3的人读博士拿不到学位证书。林毅夫是他那一届30多名学生中惟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是他以4年没走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为代价换来的。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不足时，台湾的家中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子儿女相聚异国

　　林毅夫的妻子名叫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陈云英也生于台湾。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林毅夫就读于台湾大学农工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的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两颗年轻的心再也不愿分离，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儿子已经三岁了，她腹中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1983，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才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两人抱头痛哭。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没法互相照顾。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她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3l岁开始攻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博士学位。1984年，她曾回大陆参观。1987年林毅夫回国后不久，同年的6月18日，即她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创业的道路上，陈云英备尝了人生的艰辛，但是她的业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承认落后并不是甘心落后。做任何事不可能假手于他人，要自己扛起来干，今天不会，明天就会了。”也许正是靠着这股韧劲，才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她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领头羊”。

　　最可能问鼎诺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即1987年，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我一直没有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我一直认为，真正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成就感很大。大陆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因此不管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中国人，要做贡献都应该回到大陆。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18年后，林毅夫对当初的选择仍是无怨无悔。

　　“我每天的时间表是早晨7点起床，凌晨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二十多年以来不休星期天。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会直接到办公室。我今年已经53岁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比实际年龄年轻。如此高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别人好几倍的工作量。但是我从来不感到累，我想主要是因为心情一直很愉悦。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每天都很充实，哪还有时间感到累。”林毅夫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的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的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着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

　　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心致力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订，“希望完成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梦想”。他上山下海，到过最偏远的农村，研究经验丰富。许多知名的研究者都异常佩服他的“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2003年，他提出了一套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六点建议，即：发展中小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建立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轻农民负担；深化县乡财税、人事体制改革。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第九届），其他的获奖更是不计其数。从1993年起，林毅夫开始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鉴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研究和见解，以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参与“十五”计划起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林毅夫的研究方向也从农业问题转向更为宏观的发展经济学及中国经济改革战略。1994年，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林毅夫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出任主任一职。CCER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北大优良学术传统，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不懈致力于科研发展、教学革新、人才培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林毅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的制定与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

　　以此为平台，林毅夫与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大师，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立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祝期间，他就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为题，邀请了罗伯特·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10位诺奖得主前来北大演讲，让北京学子早早地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趋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5年6月，由林毅夫掌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荣登财经媒体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推出的“中国内地经济学教育研究能力排名”榜首。这是自《财富》杂志和《福布斯》杂志评选由该中心主办的北大国际MBA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商学院之后，该中心主办的项目再次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肯定。

　　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林毅夫更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各地。

　　不仅如此，林毅夫还和他的同仁一道，成立了国内研究金融改革的重要机构——长城金融研究所，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银行而奔走呼号，并取得了巨大效应。

　　林毅夫曾是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无论是在“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还是在国务院总理的专家咨询会上，他精辟的分析判断都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他因此而成为前总理朱基和现总理温家宝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经常是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意见。他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他的社会兼职很多，国内外的加在一起有五十多个，更是十四种国内外经济学术期刊的编委。

　　“2004年以来，国家做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科学决策，已经初见成效。但应当看到，这些成效还是阶段性的，还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2005年3月“两会”期间，林毅夫坚定地认为，中国已具备跻身经济强国最前列的实力，中国经济已摸索到了一条复兴的道路，很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年均8%到10%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20%，经济规模将赶上美国。

　　从不接受个人生活采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客人和宜兰友人到访，林毅夫均亲切接待。2001年9月，部分民进党“立委”参访北京和上海，据说林毅夫在其中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记者第一次见到林毅夫，是在2001年的寒冬。当时，林毅夫刚在香港讲完学，于前一天夜里乘飞机回到北京。

　　2003年1月初一个星期日的午后，记者再次来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雪、此刻又经历着寒流袭击的北京，出现了少见的蓝天晴日。透过玻璃窗，记者看到林毅夫正斜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憩，脱掉鞋子的双脚跷在面前的茶几上。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证书和聘书之类翻开的红面本本。一个女孩在他的办公桌前摆弄着电脑，凭直觉，记者判断她应是林毅夫的女孩林曦。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在朗润园内。朗润园是一处宫廷式的建筑，曾为前清亲王府。朗润园的前面就是未名湖，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不少人在湖面上滑来滑去。倘在盛夏时节，未名湖畔则垂柳如盖，一派绿树茵茵、水清波微的景象，充满了诗情画意。

　　半个小时后，林毅夫醒了，记者才进入他的办公室。林毅夫身高约有一米八，魁梧健壮，英俊硬朗，平头寸发，显得非常精神，比记者想象的年轻得多，也随和得多。离开台湾二十多年了，他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宜兰口音。女孩果然是他的女儿林曦，二十四岁，白皙的面庞上一副精巧的眼镜，显得文静而秀丽；身材颀长，亭亭玉立，苗条而富有生气，几乎赶上爸爸的身高了。说着话时，林曦背起双肩包走出爸爸的办公室，回家了。

　　林毅夫很忙，基本上没有工作日和节假日之分。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不张扬，始终保持着低调，从来不接受有关他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方面的采访。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写他的文章，他笑着说：“有的基本属实，有的则是捕风捉影，但我从来不去管它。”听他说话的语气，让人觉得他谈论的仿佛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这些事情不是那么传奇，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做点事情，最需要的地方、能做最大贡献的地方还是在大陆。过去的事我一直都很少谈，因为没有重复的意义；既然是不可重复的历史，就不要经常谈。”是什么让他变成今天这种谨慎的样子呢？记者猜测，除了他受到的种种非议和压力外，更重要的是，他淡化了一切与他的理想和追求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

　　那之后，记者每年都聆听过林毅夫的学术演讲，并就许多热点和敏感问题采访过他，感受到作为一个经济学大师的另一种风采。

　　如今，林毅夫花在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花在经济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了。而在他心中始终不变的，则是期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鞠躬尽瘁。

　　寸草恨无报春晖

　　1996年，林毅夫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林毅夫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当局申请回台奔丧，然而，因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终身遗憾。据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亲颁挽联致哀。

　　林毅夫在自家客厅里摆设了简单灵堂，供奉着母亲牌位，墙的两边挂着自己亲书的悼母文。这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乡愁的滋味，他在心里默默地吟哦着余光中的诗，眼里闪动着滢滢泪光：“小时侯/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呵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林毅夫在北京告诉台湾记者，每年清明节他都不能返台扫墓，非常伤感。他说：“我知道，我的过去是充满争议的，而台湾也有不同的声音。我常觉得自己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就像住在夏威夷岛的人回到美国本土去。我这样的行动是历史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都是由谁造成的呢？

　　2002年5月9日，又一个噩耗再次传来：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当时，林毅夫正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个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他的妻子陈云英正在广州出差。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竟引起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有关二十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成为报章连篇累牍爆炒的话题，为人们津津乐道。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投共”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给林毅夫奔丧之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台湾“法务部长”陈定南表示，林毅夫投奔大陆一事已经超过20年追诉期的年限。“国防部”军法司司长刘锦安却说，林毅夫当年在金门“叛逃”所涉刑责包括战时军律的投降敌人或“叛国罪”以及“泄露军机罪”等；一旦林毅夫返台被捕，最重可以被判4个死刑。他还说，刑法第80条规定犯罪行为最长追诉期是20年，但也明订如果时效追溯因故暂时终止，追诉期超过四分之一后则可继续进行追溯。因此他认为，相关的追诉期应该是25年，而林毅夫离开台湾只有23年。不过，军事检察官应该也会考虑时空的转变。

　　鉴于林毅夫申请赴台祭父之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2002年5月29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破例站出来就此事表态：林毅夫若有需求，大陆方面一定会慎重考量提供帮助。

　　林毅夫本想低调申请返台奔丧，没想到竟引起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再引起太多争议。……我最希望能让我很低调地回去看我父亲一眼，在他火化之前再看他一眼。……台湾毕竟是我魂系梦牵的地方，心里当然会很激动。”

　　林火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宜兰县员山乡福园，二十多天都未入殓，家人想让林毅夫见父亲最后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的一家人，希望台“政府”能以人道考量，尽速让他回台，以尽其孝思。

　　2002年5月30日，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精神考虑”，同意了林毅夫返台奔丧的申请；至于林毅夫案是否超过追诉期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其结果不代表“政府”对该项“叛逃行为”的评价有所改变。

　　然而，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和他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不主张他在此时返台。林毅夫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2002年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林毅夫的亲笔祭父文，搭乘华航608次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次日清晨，在林毅夫大哥林旺松的陪同下，陈云英前往宜兰县员山乡福园的林父灵堂祭拜。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林毅夫的麻衣，在林火树灵前难抑悲痛，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这一代四十岁以上的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她是台湾人，也是福建泉州人，她爱台湾，也爱大陆。随后，她又到龙潭公墓向婆婆上香祭拜。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儿林曦亲手布置灵堂，透过互联网现场连线直播方式参与父亲告别式。在父亲告别式结束后他表示，为了台湾好，加上父亲已经走了，希望有关他的是是非非能够“到此结束”。

　　林毅夫写的《祭父文》凄婉感伤，对于父母过世而自己却无法“执手扶送”，表达了无尽的哀思和遗憾。他回忆说，自己弱冠之年，赋性顽介，愤愤诸事，而他的父亲则每次都以动心忍性的掌故相勉。1979年离家远去，关山重重，有家归不得，而今是“子欲养而亲不在”……他动情地说：“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卧床，仍无返乡之途。黄泉路口，不得执手扶送，长留阿爸、阿母无尽之憾。终天惟有思亲泪，寸草恨无报春晖。 ”

    林毅夫透过互联网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当他听到宜兰告别式上法师说“宜兰下雨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时，踉跄地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痛哭失声。告别式结束后，他仍向父亲灵位跪叩不起，最后在女儿林曦和学生的搀扶下才缓缓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