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才疏德浅，不学无术，故此采纳荀况县长“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之说，遇事每每要请教于人。幼问父母，长问老师，上班问同事，下课问学生，出门问老生青衣大花脸，回家问老婆孩子小花猫。特别是拙荆，学识渊博，大智若愚，孔和尚便经常向她请教“今天黄瓜多少钱一斤？”“你们女人常说的夕照杯是什么意思？”“周杰伦小时候是聋哑人么？”等专业问题。每当此时，拙荆便要将愚昧的孔和尚斥责一番：“还北大博士呢，啥子也不懂，啥子也不会，啥子也不知道！你那博士是怎么考上的？说，是不是抄的？”孔和尚便立马承认：“是，抄的。”“跟哪个抄的？”“是跟俺前妻抄的。”“哼，怪不得人家把你抛弃了，人家看不起你，是不是？”“您判断得一点不错，贱内真是料事如神！”“呸，哪有当面叫贱内的？你别糊弄我们学工科的，以为骂我我听不出来。”“是的，应该说拙荆料事如神。”“你说，北大是不是不如清华？”“是的，北大不如清华，博士不如硕士，文科不如工科，男的不如女的，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北方人不如南方人，行了吧？”“嗯，这还差不多。以后不懂的就要不耻下问，别啥子也不晓得，到处给我丢人。”拙荆得了胜利，心旷神怡，便横披了围裙，到厨房做饭去了。

     看，要想通过提问获得知识，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热狗狗也。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是对我教育非常大的一篇古文：“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说白了，知识和信息都是一种财富，提问就是向人讨要免费的财富，被问者没有义务一定要提供这个财富，即使提供了，也可以在质量上、精度上存在一百个层次的差别。除了菩萨和圣贤，没有人受了侮辱和蔑视，还会给你提供正确有效的答案，这就是“师道尊严”的奥秘。

     师道尊严，最后受益的是学生，正如顾客至上，最后受益的是商家。而今到处鼓吹无原则的师生伪平等，甚至把教师看做花钱雇来的打工者，想问就问，想骂就骂，就差像文革中那样给老师戴高帽游街批斗了。行，当老师的不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顺应形势的，放下“灵魂工程师”的重担，当一个迎合学生、轻松赚钱的打工者，何乐不为？但最后倒霉的是谁呢？陈平原老师说：“师道不能合一，这是个大趋势。”还有“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以陈平原老师的身份竭力说出这般“和缓”的话来，可以体会到他的“深忧隐痛”也。“悬殊”二字里，包含了几多小杂碎的挑衅？陈老师不愿意说出来就是了，他这样的高人，只会还报以微笑后面的彻底蔑视。

     平等是个好东西，但却不是先天摆在那里免费享用的，而是要通过实力和奋斗来获取的。塞拉利昂要跟美国平等，孔乙己要跟孔仲尼平等，杨丽娟要跟刘德华平等，后者都没意见，都会非常大度，因为那不就是一句空话么？二战胜利后，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之一，按理应该跟苏美英三家平等吧？但苏联割走了外蒙，美国占领了琉球，英国还霸着香港，蒋介石挣扎了两下，还是没辙。不是蒋介石不爱国，中国就这份实力，把东北和台湾拿回来了，就算胜利啦。

     话扯远了，咱还说提问这事儿。就比如问路吧，最日常的行为，却包含着相当大的学问。首先，要选择问什么人。择人不对，连问几个都摇头，必然更加焦躁烦闷，可能卧轨的心都有了。择人对了，称呼不敬，或问得乱七八糟，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在北京街头，我多次听到类似这样的问路：“哎，先生，您知道那哪儿怎么走吗？就是北大体育系，有个李洪志教授，就等于说是个培训班吧，他让我们3点到他那儿，说就在圆明园边儿上，就是说可能就这附近吧，等于海淀这一带，您知道吗？”碰到这种问路的，首先得通过一系列反问弄清楚其具体目的地，三两分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倘遇见孔和尚这等坏人，又刚被拙荆训斥过的，没准儿就顺口答曰：“哦，穿过北大，出北门，往南一直走就是了。”

     那么孔和尚自己是如何提问的呢？我跟鲁迅一样，给别人出的主意往往跟自己所持的原则是不同的，后来又发现孔子给别人出的主意也各不相同，乃悟出这正是对生命个体的真情关爱也。我自己的原则没什么保密的，说出来也无妨，只是并不希望胡乱效仿而已。

     第一原则是，尽量不问。凡是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知识和解决的问题，一概不问，绝不轻易占有他人的劳动。试向孔和尚的所有同学老师打听一下，孔某人可曾问过某字怎么念、某词是什么意思、某年发生了某事、某国的面积人口是多少、某道数理化题怎么做吗？没有。所有的字词和史地知识都可以通过查阅工具书来解决，所有的数理化习题都可以自己做出来——假如我做不出来，那一定是老师出错题了！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气概，毛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论联合政府》）动不动就借兵救灾的国家，早晚必亡。

     俺出门也是尽量不问路——哪怕是荒郊约会、旷野探险，也不过事先查好路线，身上带着地图，一路记好路标，利用各种地理知识和野外生存本领，务求胜利到达目标。不到山穷水尽，绝不问路。北京周边的卢沟桥、戒台寺、十三陵，当年俺就是骑自行车愣闯去的，韩国的大部分景点，也是这样跑遍的。这样做有时候会多吃苦、多麻烦，但坚持下来，你的个人本领就会日益提高，苦就转化成乐。养成“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的良好素质，人生的大多数沟坎，都可以独力跨越了。到了确实需要外援之际，你会发现，你越有本事，人家才越乐意帮助你，上帝就是个扶强不扶弱的混蛋，有啥子办法哩？

     第二原则是，不耻下问。《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公冶长》中又载孔子的话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遇到自己确实不懂的事情，就“不知羞耻”地去问，况且那时候也没什么工具书，只能亲自去“搜狐搜狗”也。他反对“不懂装懂”，到哪里都入境问俗，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一定要跟“尽量不问”结合起来。用“尽量不问”的精神建造起一艘自己的航空母舰，然后再用“不耻下问”的精神去积累一些驱逐舰、扫雷艇、冲锋舟什么的，这样就构成了一支庞大而立体的知识舰队。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下”字，要注意向那些表面上似乎不如自己的人多请教。你看那些大企业是怎么发财的？他们的财富并不是从其他大企业那里弄来的，主要还是“不耻下弄”，主要还是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挣来的。高尔基的学问不是跟普希金学的，王朔的才华也不是从王蒙那儿批发的，他们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搜刮”来的。说哈三中培养了我，北大培养了我，我都承认，但更加无法统计的，是我天天都在向各行各业的人士学习也。比如我读一本清朝的笔记，里面讲到当时海淀地区黄瓜的价格，我想跟今天对比一下，这是咱自己再有才华也想不出来的，咱不去请教人家清华工科硕士行吗？受点屈辱就屈辱呗，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第三原则是，问其所长。如果你总是向清华工科硕士请教黄瓜价格问题，天长日久，人家还能跟你过吗？你那不是用千里马拉煤球、用李洪志耍马猴、用爱因斯坦修炮楼吗？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定各有所长，只是我们要善于在较短时间内意识到人家的所长而已。一般来说，人的专业是其所长。虽然混蛋透顶的现代教育往往毁了某些专业应该具有的特长，比如中文系的不一定认字多、作文好，新闻系的可能最会撒谎，法律系的犯罪率最高，数学系的不会算账，心理系的三天两头跟人干仗……但是大体说来，他们对本专业还是熟悉的，给外行人讲讲基本知识还是基本可信的。故此，问其所长首先要看专业或者职业。

     其次，每个人在专业职业之外可能还另有兴趣和特长，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专业人士。北大中文系有几位语言学家，是超级球迷，看完球赛后，用笔名撰写专业球评，水平比张路张斌等人高多了。更有人身怀七八项专业之外的绝活，孔和尚甚至一度都怀疑他们是苏联美国特务也！所以看人又不能单纯看专业，“人不可貌相”的道理尽人皆知，孔老师再教你一句：“人不可业相”啊。你看鲁迅没学过文学，毛泽东没学过军事，乔冠华没学过外交，从周恩来到温家宝，谁学过“总理专业”啊？而现在有多少年轻朋友在网上动不动就教训鲁迅“多读点文学”、教训毛泽东“多读点军事”啊。与人交往的要领之一，是迅速发现对方到底有哪些真兴趣真本事，这样才能问到人家最爱回答也回答得最好的题目上。为什么本人总是躲避某些媒体，一向不接记者电话呢？大多不是记者礼数欠缺或存心陷害，而是他们老问些跟我风男女不相及的问题。比如上海女巡警上街巡逻该不该穿超短裙啦、如何看待莫桑比给发现食人魔啦、世界杯的尺寸究竟有多大啦等，我连世界杯跟夕照杯都搞不清楚，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彼此活受罪外加误人子弟么？

     第四原则是，问出水平。轻易不问，但一问就要问出高度、问出深度、问出难度、问出要害，最好还能问出情趣。首先要问经过深思熟虑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能够引起对方的认真思考。北大老师出的考研试题，有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能是老师自己正在攻克的前沿课题。学术界的某些前沿课题，正是在高水平的提问中形成的。其次要问可能引起一系列相关子问题的“母问题”，这叫问得精炼，人家回答了之后，你就能够举一反三。过去满清的问安礼俗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从父母兄弟一直问到隔壁三婶儿和二大爷，你一个加强排问过来，我再一个加强排问过去，活活把个大清国给问垮了。

     本人读书二十多年，发言很多，提问很少，老师问我要远远多于我问老师。但我问老师一次，就力求问出个高深难也。比如哲学课上讲物质与意识的辨证关系时，我问过“他人的意识对我来说，是不是物质？”从哈三中到北大，哲学老师都当场不能作答也。地理课上讲宇宙发展史，我问过：“我们现在会不会正处于外星人的实验室里，他们正观测我们的各种数据呢？”张大帅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跟你想得一样，而且现在黑板上有一个细菌也正在问另一个细菌同样的问题呢。”在化学课上我问过：“假如一切反应都是可逆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时间可以压缩到一个无限小的质点上？”徐谦老师说：“你这是胡说什么哪？我听不懂。”他很快撤了我的化学课代表职务，转给魏萍当了。

     第五原则是，问出人性。我学生时代年轻气盛，虽然提问很少，但有时候是故意给老师“出难题”，潜意识里还有臭显摆自己的不健康思想。后来发现让对方难堪了，我自己也并不舒服，乃慢慢悟出是自己的提问还“缺乏人性”，光想着自己，不曾考虑对方。如果发现人家错了，直接用谦虚的语气提出疑问即可，何必杀气腾腾揪人辫子呢？再说怎么就能肯定准是人家错了呢？后来当了老师，经常提问学生，特别是学生面试和论文答辩时，因为学生根本不是老师对手，完全可以几个问题就让学生“趴下”。这时候“人民教师”和“人道主义”两个词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我们是要为国家检验人才，还是要用自己的学问来收拾学生？”来报考北大和已经考入北大的，可以说都是人才，我们的提问应该是给学生搭建一个发挥其学识的平台，而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对学生的考问是这样，那么，平时的请教之问，就更应该充满人性的关爱和体贴了。

     在这个问题上，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和台湾地区都比中国大陆要做得好，也可以说更谨慎地继承了儒家传统。韩国和朝鲜学生都不问超出老师授课范围的问题，日本学生则跟孔老师一样，很少提问，一问就让孔老师高兴半天。比如我讲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后，一个日本学生问：“孔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吃人，也是用好听的名义做成了吃人的结果？”孔老师当时高兴得把汉语都忘了，连说：“哈依！哈依！扫屋待四奶！”日本朋友一般不会问你个人私事，但却会悄悄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不禁激励我们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也。我们中国人的优点是乐观活泼、热情聪慧，但经常不注意把握个体之间的距离，所以圣人制作了一整套礼仪来约束咱们。后来这套礼仪上锈了，用死了，变成了吃人的程序，就被咱们推翻了，可是新的礼仪还没制作出来，所以咱们这一百来年过得有点乱。有时候互不关心，病人可以死在医院的台阶上；有时候又关心过分，居委会大妈直接到你家大讲计划生育。就拿提问来说，有的人特喜欢打听别人隐私，而对自己的事情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那你干嘛那般关心别人呢？这样的人学术圈里很多，他们所打听到的他人的“隐私”，往往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你自己不诚恳，狡猾狡猾的，别人是不会引导你得知真相的。有的人提问时盛气凌人，或暗设陷阱，仿佛局子里审问犯人，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审问节目《面对面》就有时候这样，令人感到起码的对人的尊重都没有。凤凰台的“鲁豫有约”稍微好点，但问题也经常设计得太直露，只考虑“曝光效果”，没照顾当事人的尊严。还有的人喜欢像柳妈追问祥林嫂那样，专问人家扎心窝子的话，刺激人家感情失控，仿佛是关心，其实其欣赏。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够讨厌的了，要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怎么能让孔和尚这样的阶级敌人不说“现在仍然是鲁迅时代”呢？

     一个问字，可谈可论的太多了。暂且记住这五项吧：尽量不问，不耻下问，问其所长，问出水平，问出人性。这一套“五虎断魂枪”若能使好了，人必能够成为大写的人，国也能够成为大写的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