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摘自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拆村势不可挡 山东济宁一年内“消灭”534个村庄

中国的村落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正发生剧烈的变化。近几年来，拆村并居，让农民进城上楼，一场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正席卷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着千百年厚重文化积淀的无数村庄，一夜之间便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销声匿迹。

延续了几千年的村落正在历经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村落的何去何从，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2012年5月，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在出席“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时指出：古村落消失的速度相当惊人，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自然村中包含众多古村落。

山东济宁。当地农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浩大的场面——数以万计的农村住宅被夷为平地，50多万农民彻底失去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宅基地，他们正在迁入或者等待迁入当地政府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济宁将在五年内，对全市6274个建制村统一规划，除保留702个具有历史文化和产业特色的村庄之外，其余5572个建制村将被撤改为792个新型社区。不难想象，这将是多么剧烈的变革；难以想象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内，济宁市已撤掉了534个村庄。

按照规划，明年年终前，济宁将建成155个5000人或者10000人左右的社区，当地百姓称之为“万人村”。

村落，正在用加速狂奔的姿态，湮没在我们的视线中。大规模的拆迁使得村落遭受着空前的危机，村落正面临被终结的命运。村落被终结的同时也终结了村落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结构：集中居住代替了农民散居，高楼建筑代替了平房瓦屋，而非农化社区也使得农民远离田地而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在这些地方，乡村社会已成历史。

是什么东西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动力来消灭乡村呢？研究发现不外乎三个原因：政绩、土地和愚昧。一位基层干部曾直言不讳地说：“不拆农民的房子，我们没事干！”“不拆、不建，哪里来政绩？”土地财政使卖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卖哪些地？占用基本农田要国务院批准，太难了！于是，想到了农民的宅基地，创造了“增减挂钩”，通过让农民上楼，节约出大量农民宅基地，把这些地置换到城镇，通过“招、拍、挂”变成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恐怕是地方政府逼民上楼的主要动力源泉。

中国式拆迁的剧变和阵痛：又盼拆又怕拆

许多主张拆村并点的人是在用城市建设的思维来思考乡村建设，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观念：“城市比乡村文明，住楼房比农家院进步。”因此，不顾农民的实际和需要，强迫农民上楼。

农民集中居住和“被上楼”是否合理，人们还存在着很多争议。面临被拆迁的农民，每个人都抱着复杂的心理。他们盼着拆，那样可以住楼房，改善居住环境，还可以得到一定补偿；他们害怕拆，拆掉老房子、失去宅基地，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心里没了底。有些拆了，有些还在当“钉子户”，村民们经受着一生中的一次剧变和阵痛。

在其他村民搬到镇里之后，“滞留户”的生活便遭遇着诸多不便和不安全。首先就是吃水问题，不单是水，“有线电视、固定电话也被掐了”，有的村甚至连电也给停了。与这些生活上的不便相比，“滞留户”更难以承受的是精神上的紧张与恐惧。因为担心被强拆，一位“滞留户”晚上睡觉时，夫妇都得“轮流值班”。有的村子的村民在床头上放着砍刀和木棍，以作防身。有的“滞留户”则被人半夜用锁链反锁在了家中，天亮报警后，才被解救出来。2012年10月21日深夜，河南省栾川县栾川乡罗庄村，据当地农民介绍，当晚有80余人，统一戴白手套、穿迷彩服，闯入农民家中，将睡梦中还穿着内衣的人们强行拖出，用勾机将4家房屋拆毁后扬长而去。

大量的村落被强行拆除，拆迁者会采用诸如引诱、收买、恐吓、施压、断路、断水等手段逼迫农民屈服。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农民拒绝搬迁上楼，是因为政府给的补偿费用不够多。很多农民也抱着这样的心理：如果把房屋拆迁和耕地征用补充费提高一些，自己也愿意上楼生活。以至于地方政府以“村民讹钱”的缘由，采取一些逼迫乃至暴力方式对待那些拒绝搬迁的“钉子户”。

然而，不论是“钉子户”还是已搬迁上楼的村民，对他们而言，都要历经生活和生产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种种不适和无奈。拒绝搬迁的村民面对的是断电、断水、恐吓等带来的生活苦难，搬迁上楼的村民则不得不面对支付水电、取暖费和完全市场化消费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以及失地后就业困难、无所事事的生活窘态。

如果都把农民赶上楼，农业的生产如何保障？有的地方实行把农民宅基地复垦之后把土地卖给工商资本搞大规模农业园区建设，试图解决农民上楼后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就业问题，短期来看这种做法有所成效，但其并不符合农业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分割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给农业生产安全带来了隐患。如果农业出现问题，不光是农民遭受创伤，全社会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乡村没落、空壳化 自然消亡也是发展规律使然

村落是一个生命体，像所有生命一样会遵循成长、壮大、衰落、灭亡的自然规律，一些村落的自然消亡是村落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农村年轻一代弃农进城，一些存在了数百年的村落成为留守村落，村里剩下的主要是老人、儿童、狗猫、牲畜，外流的人口不断增加，村民慢慢变少，人去宅空，院落里长满了蒿草，漏雨的房顶，破旧的门窗，土地渐渐变得荒芜，村落日复一日失去了生命力，作为共同体的村落最终走向了消亡。

村落的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导致村落衰败的原因十分复杂，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或没有耕地，或没有饮水，或气候恶劣，或生态脆弱，那些村落里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离开村庄，到其他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去。这个过程发生的一般情景是村里的女青年嫁到条件更好的乡村或城镇，而没有女人愿意嫁到这些村庄来，于是娶不上媳妇的小伙子就入赘到了其他村庄或到城市打工，不再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乡村就这样凋敝了，空壳化了。那些在外乡混得好的人，把自己的父母也接出了山外，于是，原来的村落逐渐消失了。这些村落的消失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山西省是一个山地、丘陵地形居多的华北省份，不少村落都依山而建，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和土地贫瘠使得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村民处境艰难。一些村落的村民为寻求生计不得不外出生活，留下那些丧失劳动力、孤寡老人，成为乡村最后的留守者，度过他们别样的岁月。

村落的自然消亡并不是只发生在中西部的山区，全国很多地区的自然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不论是在远离城市还是在靠近城市的地方，总会有一些村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时光里走向衰亡，最后变成一座座空壳村。就是在北京这样国际大都市的周边，由于公共设施的落后，农业的凋敝，也迫使村民不得不离开宗族几代生活过的村落。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也体会不到农民安土重迁的情结和心理，只有一些老人不愿意搬迁而留守下来，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坚持着，与村落一起走向没落。在北京的西南郊的房山区，距离市中心不足60公里的佛子庄乡，就有一座即将消失的村落。这里的残垣断壁，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这里居然生活着将近五千人的大村庄。这个村落里面原先还存在一个在北京乃至全华北地区最古老的民间乐队。

村落的自然终结，是村落自身生存规律的使然，失去的村落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惋惜和丝丝遗憾，尽管人们对此怀有种种留恋与不舍，但依然无法阻止这些空壳村走向衰竭。

有形无神更可怕： 丢失的不仅是民间传统艺术

有人用“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乡村”形容中国的村镇建设，形象地反映了城乡建设趋同的现状。按照城镇理念、思路建设乡村的后果之一就是消灭了乡村文化。所谓乡村文化，是指农村区域内的人群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在农村广泛流传的文化形式，它们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内容非常丰厚，它包括农村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庆典仪式、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宗族文化、乡村景观等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未来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是乡村文化的载体。

然而，在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有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一些优秀文化形式正逐渐从农村消失，甚至灭绝。可以说农村文化独特性的根基正在动摇中，有些已经或正在丧失。在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中的一些文化娱乐形式如划旱船、踩高跷、黄梅戏、样板戏、集体看电影等活动还有声有色，90年代中后期，乡村乐队、家庭卡拉OK也风行了一段时间，而今都已销声匿迹。如今的农民，除了电视广播等基本文化生活之外，就连走门串户、亲朋聊天等都已经少见了，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化和传统娱乐形式几乎绝迹。

大量的传统民间手工艺或因为缺乏传承人，或因为人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农村里被人们冷落、丢弃，乃至遗忘。这些曾经作为农民共同生活和记忆的手工艺术渐渐失去。

贴年画曾经是农家最喜庆的事情，虽然，国内几个有名的年画产地都在借助年画打文化牌、旅游牌，对年画的流传和保护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总让人觉得如今的年画并不扎根在年俗文化的土壤中，年画的“年味儿”似乎越来越淡了。由于引入印刷技术，使得木版年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的那些年画就看不出那种中国木版年画所特有的味道了。随着社会的改变，灶王爷没有了，祭拜神仙没有了，那些节日风俗也没有了，自然年画也就失去了“年”的意义。再有如今人们的家居装修都非常精致，而木版印刷的纸质并不好，以前年画都是用糨糊张贴的，现在为了保持门窗洁净，很多人也就不再注重张贴年画了。

农村传统戏曲也在渐渐消失。传统地方戏曲大都产生于农村乡野，是我国农村文化生活中最为传统、最为流行、最具影响的一种行为方式。这些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的优秀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爱憎分明的传统品德，其本质主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随着社会主流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传统戏曲的内容、形式和农村的文化建设发生了错位，一些现代歌舞，甚至色情表演风靡盛行，严重冲击了农村传统文艺，使得传统戏曲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一些优秀的农村传统戏曲表演几近“消亡”。是人们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还是传统文艺形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是城市文化冲击了乡村文化，还是乡村文化自然衰落？是我们文化建设者片面地导向改变了人们的胃口，还是传统文化缺乏生命力？这些都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

农村传统道德失落：不孝成风气攀比来啃老

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作为优秀文化为人们世代传颂，但是今天却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我们难以吃到放心的农产品，对农民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见死不救现象屡屡发生，提示人们正视人际冷漠的现实；不肖子孙的增加，告诉人们孝文化传承受阻……

“孝”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的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加剧，传统“泛孝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在数千年来以孝文化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如今已出现与传统孝文化大相径庭的现象。过去，城市“啃老”一族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农村“啃老”却鲜见人提及，然而当前晚辈“剥削”长辈现象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普遍存在。许多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困难，借结婚之机，要求父母大操大办，为其成家立业。即使父母东挪西借使其立业或成家后，子女也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常年在父母处“啃老”。

村庄舆论已经变异了，对于孝与不孝的评论不再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反而可能使他们面临更加尴尬被动的境地。农村孝文化淡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被逐渐瓦解，而原本村落里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也被弱化，孝与不孝在一些农村也变成了个人私事，这就使得当前农村的孝文化加速消亡。现在不少村民都是“比着过”的，当不孝成为风气时，不孝就会越来越多。这种普遍化、泛化的现象本身甚至会成为原因，即因为别人都不孝，我是不是没必要甚至不应当孝？或者，不孝的人多着呢，又不会多我一个。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甚至也被不自觉地滥用了，人都是自私的，既然大家都不看重孝抑或不孝了，“孝顺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时不孝甚至已经戴上的人性化的高帽，相应的舆论压力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