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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首次权威定义习近平四个全面

发表日期:2015年7月12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1211 次

春节假期刚过,全国两会将至。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人民日报推出几经打磨、多次沟通后形成的重磅系列评论员文章—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篇幅超过常规达到2000字,《新闻联播》头条摘播700余字,新华社播发通稿、各地党报同时刊发,可谓人民日报评论的最高规格、最强火力。可见其分量之重、意义之大,值得关注。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党报此时推出系列评论员文章,正是为了全面梳理、总结这一重要新概念,更深刻地认识“四个全面”背后的“简约不简单”。

  系列评论第一篇《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属于总论,接下来的四篇,是“四个全面”各写一篇。总论主要是对“四个全面”进行定义、评价和分析,可谓重中之重。要想理解中央治国理政的这一重点,还得从这篇权威的评论员文章入手。

  “四个全面”的本质—宏大的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文章标题一词以蔽之,就是“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从文章总结的四个“第一次”,可见一斑: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四个全面”的提出—主动的战略选择

  回头看,治国理政的壶奥,在最初就已经呈现。这篇评论起笔,就罗列了十八大之后一个月中,习近平四次引人关注的活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广东考察工作、纪念“八二宪法”颁行、制定“八项规定”。这四次活动,无疑正对应着“四个全面”。可见,运筹帷幄,从履新之际就已开始。

  从十八大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几次重大会议,正构成“四个全面”形成的路线图: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到去年12月,“四个全面”的提法第一次公之于众,这一战略布局已然是“集其大成”。

  “四个全面”的意义—立足现实的战略抓手

  “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四个全面”,正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这篇评论员文章指出,“四个全面”背后,是一以贯之的“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是高瞻远瞩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并用四个短句总结了其意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

  而从现实看,“四个全面”正是治国理政的“总纲”。正如文章引用的习近平原话,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四个全面”的哲学—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

  “四个全面”有着深厚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文章用习近平自己的一句话加以总结—“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这也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内容,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而从人类发展的公约数来看,“四个全面”更有着普遍性的价值,文章是这么总结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所以说“四个全面”的提法,“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总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人民日报评论员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 

 

 

评论:“四个全面”展现治国理政的新型方法特征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其理念、框架、具体安排和主攻方向展现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型方法特征。

  一、整体协同的系统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反映的是国家治理的四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但是,它们构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两个层面的系统性。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四个方面中任一方面都是一个整体系统,都由不同要素和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都有机关联和互相影响,都需要统筹兼顾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第二层面上,这四个方面也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也需要整体协同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它们之间是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的关系,四者缺一不可,其运作必须互相配合、共同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这种整体协同的系统性。

  二、远近结合的制度设计

  四个全面最为重要的内在筋骨在于制度。仅从表述就可看出,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内容都是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提出:到二0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两次全会的决议清晰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目标和着重点是制度建设。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从严治党也包括大量制度建设内容。四个全面中的制度建设既是为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也是为更为久远的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可依赖的路径。也可以这样理解,当前工作中的一些政策、手段、方法、措施可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条件的变化而取消或放弃,但制度建设却既有当前的现实功能,也具有极为长远的未来意义,因而是更为根本和深层的工作。

  三、互相渗透的设计安排

  作为一种战略安排,四个全面必须顾及长远和当前、整体和局部、理论和实践等多种社会层面,这就要求其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其内在的关联和深层的逻辑。结合中央的各种文献和习近平的多次论述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近期目标和愿景,全面深化改革是手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途径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领导主体的建设。这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渗透,在实际工作中既融为一体,又各有偏重。比如,全面从严治党中当然包括深化改革的内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变化就是一种典型的改革。再比如,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重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人民福祉毕竟是所有工作的指向。从总体上看,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螺旋递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动态体系。

  四、基于实践的主动创新

  毫无疑问,四个全面的提出基于当前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这一实践的政治总结和理论升华。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主动创新的态势和动能,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善于创造的勇气和能力。四个全面的每个方面都是我们党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寻求全面解决社会难题的探索。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各级党委、各个部门和领导干部提出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要求。比如讲到从严治党时他说,这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也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发挥自己工作的主动性为从严治党做出贡献。

  基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每一个执政党都具有自己治理国家的方法体系。面对今天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在总结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方法系统,四个全面的表述反映了一系统继往开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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