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6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的腐朽政府。

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气氛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

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丝毫不差。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

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色彩。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 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方面在10月3日当天，就收到了潘尼迦通过外交途径转来的中国信息，但是对其不以为然。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美国对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

1950年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杀机毕露，威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于是，美国继续挺进“三八线”。

杜鲁门的女儿在为他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中写道：当时杜鲁门问麦克阿瑟将军：“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将军回答：“可能性很小。”并且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 中也许不到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只有5～6万人可以渡过鸭绿江。他们也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举行会谈，决定执行全面占领北朝鲜的计划。)

麦 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由于我们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险就太大了。”

在朝鲜战争 中，新中国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 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备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在美国军队手里。

毛泽东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

1950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发表广播讲话说：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美国错误地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军力薄弱，根本不敢出兵迎战。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略）

冷战结束以后， “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的一种政治结论。苏联垮台以后，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也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坚定信念。但是，历史又一次愚弄了美国。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崛起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是美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政要们欢欣鼓舞。

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虽然他在《大失败》书里，在对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类比中，承认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是仍然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所以，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

在 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苏联的解体说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而西方民主的扩张，也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 结”不是虚言。人们看到这样一张“世界民主国家版图”，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图为基辛格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叶剑英<左二>、黄华<左三>、翻译冀朝铸<左一>合影。)

根据统计，世界“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不走西方之路还有出路吗？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新的创造性的历史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

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势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美国则要用自己国家的一个主义来更新世界，美国路子只会越走越狭窄。　

第四次误判：“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大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0年出版的《拒绝道歉》一书，是他竞选总统的政策宣言书，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战略困境的思考。

他说：“我本以为会看到许多中国人不满中共的统治，并且对于西方的自由抱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当我200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美式企业的经验，而不是促进美式自由。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胡锦涛主席准备致辞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自豪感与新经济机会的体现。”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刊登文章：《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作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是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

只要中国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

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

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相对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但是，当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纠正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误解后，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一个新的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只与西方政治体制相联，一个国家只要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就必然成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因此，谁搞了市场经济，谁就必须和必然搞西方的政治体制。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西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

在中美政治博弈方面，西方社会主流观点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富裕起来以后，必将出现西方的“政治自由化”，中国将作为温和的大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

冷战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对中国崛起听之任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精英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市场化就会导致“自由化”，全球化就会加速“美国化”，会使美国价值观风靡世界。

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看作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们都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载体。  但是这是重大的理论误解，会导致重大的政治误判。

一些美国学者反思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的政治“软实力”构成挑战。他们认为，中国“享受市场经济红利却未实现民主化”，在亚洲造成“消极示范效应”，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和美国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价值观也将与美国和欧洲接近的预测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除了只有西方民主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神话。而世界民主进程的发展，也说明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根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从“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到“民主政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于20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事实说明，在西方国家，“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被强力推行的西式“民主”往往与政局动乱、落后贫穷联系在一起。美国锁定一些所谓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对他们进行“民主救助”，结果多是灾难性的。

    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将超越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这使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仅受到空前挑战，而且必须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世界多样化政治制度系列中的一种普通模式。

第五次误判：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

2011年，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在批评15年前的布热津斯基。旁观者清。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

“多年来，西方重要战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国很重要吗？’——这是1999年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作者是被公认为‘中国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他预测，‘中国仍然将是一个普通大国’，他的预测受到华盛顿的认同。其实，他们都无视了中国在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超乎想象的坚决和深思熟虑。” “中国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

“美国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国仍然不太强，它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10年过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从1999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8万亿美元。中国以最小的损失挺过了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并不打算停下发展的脚步。”

“根据美国估计，美国能够在战争中打赢中国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况且，如今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交战。同时，它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国。”

“中国在10～20年后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它到底有多强大？它的弱点又在哪里呢？”“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西方文明地区的没落，将使中国更有机会在最近30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妄加猜测是没有意义的。眼下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

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估。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了5个“全球趋势报告”，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未来15年为目标。美国从经济上预测中国，开始是集中在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是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衰退的可能性以及将会带来的后果。

在1997年美国发布的《201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权将继续面临税收困难，由于7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0年发布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并不看好。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还有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都将在中国引发更多更新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但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即指出，“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到2020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在2004年仍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提前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

第六次误判：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

21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与美国搞冷战的“新苏联”，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不是一个要称霸世界的“新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超越美苏冷战、超越美国霸权、也超越自己的一个21世纪新中国。这三个超越，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帝国国家”“霸权国家”的“强而不霸”的新型国家。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英国帝国印记、没有苏联霸权痕迹、没有美国单边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古代朝贡思维的新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将让世界告别帝国传统、告别霸权时代，将开辟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帝国、无霸权的新时代。

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和包围中国，因为这将浪费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国、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幸，是损人也害己的行为。美国是不是没有“中国通”呢？美国在二战后，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的确是错误的判断多于正确的判断，错误的决策多于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国这张考卷，美国的考试成绩很低，也可以说是不及格的。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缺乏“中国通”。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言和判断，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一次是拿破仑的“中国论”——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已经醒来，已经震撼世界。第二次是尼克松的“中国行”，他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把红色中国隔离在外，他亲自走上打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依然在享受这次破冰之旅的战略红利。